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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墙房子
土墙房子 冉一清| 指导教师|李再强   今天是羊年正月初三,再过几个月,我就是71周岁了。看到后人们学习进步,事业有成,心情很好。尤其是作为一位农村老人,住在城里这么好的房子安度晚年,感慨就更多了。 说到房子,我在老家还有几间土墙房,虽已非常破旧,但我还很珍惜,那是咱家几辈人的奋斗啊! 这里,我就说说自己修房子的打算、正式动工到完成以及遗留问题的处理等等全过程,或许算得是那个时代的某个缩影,当然,它应该是我们家史的一个片段。 修房究竟为哪般,王屋太行几座山。 费力操心还用脑,又防社会梗来添; 需知选址当首要,幸有周邻帮一肩; 万苦千辛都吃得,谁人不望子孙贤。   房子是农村人的根。但是在旧社会,哪有穷人安生立命的地方!我的曾祖母那一辈,开始住在老石坝(小地名)后头的一个破草棚里。爷爷逃荒去几百里外租种地主的土地糊口。父亲和曾祖母在老家,也靠租地过活。好在几代人都还算能干,特别是曾祖母人缘好,又会操持,家境就慢慢地好了一些。终于在1936年,买了冉瑞吉在瓦房子(小地名)转让出来的两间旧板壁房。父亲在这两间旧房子结了婚,后来才有了我。 1965年我当兵去了。隔壁冉崇文修房子,他的房子两边高中间低,就要在中间横一条大沟把水放出去,并且把沟的下水还支在我们房子的第三条沟上面,这样他整个房子的水就从我们房子的一条瓦沟上流出去。父亲是公认的老实人。据他说,当时冉崇文答应要修一个漏罐。结果房子一修好,漏罐也不弄了。一到下雨天,走水像一条小河直冲而下,把我们房子的桷子、檩子、穿方、柱头、抬梁、楼板乃至下面的猪牛圈全部霉烂完,成了粉粉面面。给他冉崇文好话说尽也不想办法,接着就是长期争吵。他反正不当回事,不理不睬。房子随时都会塌下来。 我们在那里胆战心惊地住了十几年。 1979年春的一天,全公社所有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要下乡检查农业生产。公社党委书记任贤才、大队书记周洪珍等来到了我们队。我趁机请他们看了我的房子状况,并说我已无法在此居住,需要搬迁。任书记和周书记都同意了,叫我写个申请。我写了申请并上交了。 那个年代基层的歪风邪风也是有的。递了申请后,我也先请了生产队大小干部在我家吃了顿饭,说明我要占的是车路地(地名。当时又没有车,为何叫车路地?是因为木匠梁贵尤做了一架脚踏车,从大队到每个生产队都修了六、七尺宽的运粮路而得名),只有一分三厘面积,并且土质瘦薄。除了一分三厘耕地外,其余都是石头坡坎,当时修房一般不准占用耕地,只能找非耕地。但那一片地方无人居住因而缺猪牛粪等肥料,揹挑去又太远,若能住上一户人家,喂了猪牛,有了粪便,生产队就省得组织往那里运肥料。我主要就是照这个理由写的申请,当时生产队连作业组长共有8个干部,没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 我为什么要在车路地修房?1973年我当交叉员,和会计冉瑞均在一起的时间较多。有一次路过那儿。他无意中说“这里有个屋基”,我就默记在心里了。俗话说,风水好坏,关系子孙后代。农村人建房都把选址看得十分重要。 地方倒是选了,没想到,申请书在大队这一关竟通不过,始终不给我盖章。我只好无奈地说“你们不同意我在那里修,我就在自留地里修,反正我是要修的”。当时在自留地修房不需要批手续。我大磨田边(小地名)自留地也确实有个屋基,是李正纪原来的住房拆了的。 我看事情不那么风顺,提了一斤白酒去大队长张绍华那里,张就是盖章人。没过几天,申请书就给我了。我这一斤酒还真是管了用哈。 但申请书上还真批的是《大队意见:同意在自留地修屋造房》,公社批的是《同意占地一分面积》。当时在自留地修房根本不需要批手续。我把事情权衡了一下,我打听1979年全国是个起房子的风,有的连手续都不批,想在哪里就在那里修,我倒还是批了手续的。大队虽说是批的自留地,可公社并不是这个意见。车路地那个地方挑水近、人户稀、争吵少,养个家畜家禽也方便。最主要的是,我是批了手续的,占的地方也比自留地瘦瘠些,有了粪便还能为生产队做贡献。于是我就麻起个胆子在车路地动工。   回忆那时确实很辛苦,要参加集体生产抓工分,又要打地基。有工分才有钱有粮,那时基本口粮和工分肥料都是挂起钩的,基本口粮约占6成,工分3成,肥料1成。只有抽歇气的时间去整一会儿地基。土挖松了,老婆就来上土,我就来挑。父母分了家的,也不帮我们多少忙。前面田里不许倒(弃)土,只有单挑二挑挑到空地方去倒。现在田边竹林上坡那块、房子左边上坡那块、屋后那个嘴嘴,都是弃土垒起来的。需要抬的石头我们两口子就来抬,打石头坡也放了几炮。也记不得那时黄药雷管又是想啥办法弄来的。可是我既装不来药也放不来炮,只好找冉瑞清帮忙放了几炮。就这样大概几个月才把屋基基本弄平。 地基弄出来,眼看就要正式动工了。一天我和作业组长冉瑞清走在一起,他突然问我:“你屋基到底在哪里哟?”意思是不准我在那个地方修房子。这可是晴天霹雳。但我也不假思索地说,“我地基都弄出来了,还是找你老叔放的炮,不在那里还在哪里?”他才没作声。那个年代还有副队长冉瑞林最爱使坏,会计冉瑞均是个笑里藏刀的人,冉瑞清更是出了名的黑心萝卜,他们串通一气也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我是有手续的,何况那个年头还是个全国乱整房子的风,我就硬着头皮整。可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万一他们要硬来,等你修到一定时候给你撬了怎么办,想来想去,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了。不过还好,直到盖了瓦,都没有任何人吭一声。 待我住进去一年多后才听人说,生产队确实有些人想给你撬了,生产队长张明德乘起的。张是个直性子,出了名的张大炮,有啥说啥,从不拐弯抹角。那些人在他面前煽动时,他说,你们现在不准人家修,在他屋头吃饭那晚上为啥子不说?当面不说,人家都修到那个样子了才说,这叫啥子干部?他冉崇荣又不是地主富农,该修房子,啷个不可以修呢?把那些人说得哑口无言。 腊月初七下石动工。那时没有树木,单靠拆房子的材料和自留地边几根不到一尺直径的弯弯活树儿,就靠筑土墙,其实那个年代修的房子大都是筑的土墙。把匠人和帮忙的找来后(那时找活路除了五匠人员以外都是帮忙不要钱的),家属她们就应付煮饭,我还要到五里路左右的中兴寨、田坝河或者乌鬼寨河里去打米,因为近处没有打米机。又去石桥河(今达川区石桥镇)市场上买了几斤糯米打了一点糍粑块,那时的酒是什么野生作物撅牛儿煮的代粮酒,可见那时生活真苦哇!我白天忙了一天,晚饭后还要挨家挨户去找劳动力,人家来帮忙也得抽空呀!月亮出来,还要拿泥掌子去打墙,只有打得好土墙才结实,打墙嘛大多是每天父亲帮我做。据说有人评价我家的生活比有些弄得还好一点,当然也只有那样才把帮忙的人请得来。这些的这些,简直把人弄得精疲力尽,也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就把房子修起了。 1979年把房子修好,1981年又要修地坝。农村没有地坝不行啦,因为要晒粮食。修地坝就牵涉到石头。我左看右看只有二岩(小地名)原来集体打过石头的地方,有一块大家认为打不出来的地方,我认为可以取出来,打出来也够用了。我分析通过放炮并找石匠把上面压着的和两边干缝以外多余石块取了后,大锤一响就可以见货。 可就在要动手的那早上,杨中伟、杨中华两弟兄及其家人天刚蒙蒙亮提前赶去把我们拦住,待我和匠人把工具揹起去,他们说这是他们的自留山。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是集体山林嘛!后来听说,杨中伟当会计时请生产队干部吃了顿饭,干部就开口把那一片送给他了,其实主要原因是他的地坝也没有修。这样僵起怎么办?匠人喊来耍起也是要给工钱的。第二天一早我去请舅姥倌蔡易贵来帮我说个情。通过他、石匠与杨家共同协商,让我打上面的三分之一,下边的留给杨家。这样把打下来的石板修了五尺多宽一块地坝,可以晒两背谷子,逃(免)了个心荒。后来1982年土地下户,集体晒坝我分了点,我老屋基还有几块石板,又在石板田边打了一厢,在自己对门自留田傍岩也打了一厢石条子,总算把地坝和阶沿都修成了。我地坝阳光充足,虽然不大,但也够用。东拼西凑,大功告成。   这事还没有完。 1988年有一天,生产队又给我打了一个晴天霹雳,说我修的房子要缴200多块土地费(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当时猪肉好像才几角还是一块多钱一斤,鸡蛋也好像才几分钱一个,200多元是个大数字。当我听到这个话,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喉咙都梗得清痛。不明白干部的权力咋个这么大,明明中央文件不是那么说的,他就胆敢另搞一套。 还是1987年,我在土垭粮管所卖粮时就看到了中央相关红头文件。从文字上看,1979年修的房子还不在给钱的范围。文件上还有以基换基的说法,意思就是拆了房子的地基面积要抵新修房子的屋基面积。那时非耕地只有一角多钱一个平方,耕地好像是六角,我修房子占地根本没有拆房的面积宽,并且占的基本上都是非耕地,原有的耕地大部分是种了菜的。文件也说的是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可生产队有几个黑心肠干部偏偏把非耕地全部算成耕地,还把地坝边种了葱蒜(继续耕作)的面积也计算在内。 第二天我扛了几十斤竹子赶石桥河去卖,学娃儿读书要钱,家里很紧张。赶场后我没回家,直接从五星石板分路走磨子河去七队保管室找大队干部,听说他们在大队办公室开会。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碰到包大队的公社干部司中文从会议室出来,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情况,司说他们今天提了的,那要不得,要重新处理。 第三天村长张德璧来看了一下,没作声就走了。又隔几天,包队干部张绍全会计来了,他根本没问我一句话,从包包里拿出个本本在上面划了几划就说,“好了,你的屋基我给你减了一半的耕地面积作为非耕地,你只拿106元钱就是了。”我又说了中央文件的说法什么什么的。张说,“正因为那时没有文件,所以你要拿钱。”我不服,他也不要我开口,只说“那你就去申诉嘛。” 又隔了两天,佛楼乡当场,我去赶场找党委任书记。任书记和龙腾山乡长都下乡去了,我就往党委办公室去。戚世刚在坐办公室。我刚走到门口,就把我的退伍证摔到他桌子上,气冲冲地说:“戚同志,这个玩意儿我不要了!”“你郎挨不要了?”“我当几年兵当错了,人家不批都是想修就在哪儿修,我修房子批了手续的,按中央文件的说法,一分钱都不该给,他们硬要我拿几百块,你说我要这个玩意儿有啥用?”戚把退伍证拿在手上看了又看,轻言细语地说,“你还是把它拿回去,找任书记、龙书记他们说一下。”“我就是特意来找他们,可他们都不在。”“你莫急嘛,今天不在二场又来嘛。” “那好吧!”我把退伍证收了回来。 再隔一场,我又去赶佛楼。任书记又不在家,龙书记在。龙听我把事情讲了一遍说,“那是搞错了的。”我说,“龙书记,我打个比方,假若我修的房子占了一分面积,老屋基只有8厘,说明我多占了二厘,这二厘我该给钱,是不是?”龙说“是”。我又说,“龙书记,我再打个比方,假若我修的房子占了一分面积,老屋基有一分二厘面积,说明我还没有占得足,我就不该给钱,是不是?”龙说“那是”。我又说,“龙书记,我是1979年修的房子,文件是1987年出来的,按文件规定也不在年限之内,还有我批了一分面积,再加老屋基的面积,我根本就不该给钱。”龙说,“你去找你们包村的干部,给他说清楚一下,叫他来给你处理。”我心里更有底了。 又隔一场,我去赶场找包村干部马其远(乡武装部长)。刚走到马的寝室门口,他已把门关了一半准备出去,我直说:“马同志,耽搁你几分钟,我给你说个事。”马也许知道我要说什么,就说,“我晓得你要说啥子,你是说你屋基那个事嘛,那要不得,他们把栽的葱蒜那些都算了,要重新处理。”我就说声“谢谢”走了。 没隔几天,马部长就下来了。他仍没问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是从包包里面拿个本子出来,在上面划了几下说:“好了,你房子的帐我都给你减了,你只拿10.8元就是了。” “马同志,还是不对,按中央文件上说我是不应该拿钱的。” “你修房子那年,大家都没修房子,只有你一户人修,未必你10块钱都不拿呀?”我说,“不但中央文件这么说的,我也问过龙书记,龙书记说”我刚提到龙书记,他就打断了我的话,“那好,龙书记说的,你就去找龙书记。”话音一落,一拍屁股直接到队长杨中伟家去了。他前脚走,我后脚跟去。杨中伟在仓屋里弄苕坑嘛做啥子。任你再拗倒说,马部长不开腔,杨中伟也不开腔。待一会儿我就离开回家。 从那以后,20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就此事找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再来过问此事。这恐怕才算是个了结。   现在想起来,一个土墙堆堆,有什么好说的,须知: 儿孙早已住洋房,坐在洋房忆土墙。 莫说重提土墙事,人言历史不能忘。   【倔强的老头】 初春的太阳,透过镂花的窗帘,斜照在沙发上,爷爷微微翘起嘴角,打开了话匣子。 爷爷的曾祖父那一辈是租户,他的爷爷还是租户,他的父亲不仅靠租种度日,还得躲过国民党抓壮丁。几代人好不容易挣了两间旧板壁房子,却不幸被邻居修房时“高檐压低檐”,导致雨水冲刷损害而不能安全居住。那时候农村人有个安稳的“根”有多难啊! 爷爷出生在旧社会,解放后读过几年小学,当了三年兵,算得见过世面,回乡后又干过民兵排长,不算是一个像他父亲那样“老实的农民”。 房子损毁了就得维修,维修不了就得新建,总得有个地方住,这就是爷爷的“理”。土墙房子给手续要修,不给手续要争取手续,再有天大的困难都要修成,修起之后遗留问题还得处理好,这就是爷爷的“心”。因此,土墙房子的选址、手续、修建、处理遗留问题,看来是一条“明线”。其实,还有一条爷爷相信中央、运用政策、争取权益、实现愿望的思想“暗线”。这一明一暗两条线相互交织,组成了一条新时期新农民运用新办法创造新生活的时代 “主线”。 生长在新社会,能够读到一些书,有自由争取美好生活的目标、动力和环境可能,这是爷爷的优势,是他那生活在旧时代的上几辈人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过后,农村人沉寂已久的思想和自我觉醒的意识,经过春风的吹拂又开始活跃起来。农民修房子的、养鸡卖蛋的、搞点小手工的、种一点葱子蒜苗小菜拿到集市上去卖的、敢于与干部理论理论讲点政策的,不乏其人,已经不是爷爷的专利。更不要说后来农村集体土地下户,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思想能动性了,这是后话。爷爷在接受采访开始时谈到,修建土墙房子的过程,或许算得是那个时代农村、农民、农业的一个小小缩影,这个说法是对的。 至于爷爷谈到,他在选址时请生产队干部在家里吃了一顿饭,申请手续时给大队长送了一斤白酒,这是他的“精明”。修房前后以及处理遗留问题时受到一些自私自利、自行其是、作风漂浮的基层干部种种刁难,这是客观存在的。他同时讲到,除了自己一家人千辛万苦之外,还有朴实善良的邻里邻居“帮一肩”,也有生产队长张明德那样的耿直干部、乡办公室戚世刚、乡长龙腾山那样的耐心干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中央那个好文件撑腰,爷爷恐怕不会、也不敢那么“倔强”。这些虽然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但我看来也是一些不可忽视的历史材料,对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强三农工作、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干部作风建设,不无镜鉴意义。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爷爷这个新时代“倔强”的新农民,在采访结束时吟的那句打油诗说得好,“人言历史不能忘”。我们总是要作持续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倔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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